摘要:(一)弥留之际的苏哈托,是否听到印尼军人提前为他建造墓穴的叮当声?那叮当声有一点下属对上司的恭敬,也有一点“这人终于要走了”的冷漠和敷衍。(二)苏哈托死了,他躲过了法庭的审判,但他无法躲过历史的审判、来自人心的审判。对苏哈托的审判,当然不能仅仅只针对他个人,也应当针对他所代表的体制,针对这种体制对历史审判缺乏敬畏的“强人”心态。
对苏哈托的审判仍将持续
庄礼伟
【题记一】弥留之际的苏哈托,是否听到印尼军人提前为他建造墓穴的叮当声?那叮当声有一点下属对上司的恭敬,也有一点“这人终于要走了”的冷漠和敷衍。
【题记二】苏哈托死了,他躲过了法庭的审判,但他无法躲过历史的审判、来自人心的审判。对苏哈托的审判,当然不能仅仅只针对他个人,也应当针对他所代表的体制,针对这种体制对历史审判缺乏敬畏的“强人”心态。
【正文】
弥留之际的苏哈托,是否听到印尼军人提前为他建造墓穴的叮当声?那叮当声有一点下属对上司的恭敬,也有一点“这人终于要走了”的冷漠和敷衍。
印尼军队与苏哈托的关系,几十年来直到今天仍然是一言难尽。尽管印尼军队在1998年突然倒戈,抛弃了苏哈托,但苏哈托在军队中的影响仍然是深厚的。今天的印尼军队尽管已站在赞同民主化的立场上,但与苏哈托的袍泽之谊仍然存在,因此,同为军人出身的印尼现任总统苏西诺坚持认为苏哈托对印尼“有很大贡献”,对病中的苏哈托进行司法审查是“不适当的”。
现在,苏哈托死了,他终于躲过了法庭的审判。
1998年下台后苏哈托长期生病,真是病得很有价值,使他的案子屡次被推迟或撤案;同时他也很明智,深居简出,偶尔去一下清真寺,摆出一点“悔过”的姿态以博取同情。
尽管苏哈托死后享受到了国葬的待遇,但全世界仍有巨大的声浪对苏哈托持批判态度,认为他应当受到法律和历史的严正审判。对苏哈托的指控主要集中在两点:巨额贪腐、侵犯人权。
2007年,为帮助发展中国家追回被贪污的国家资产,联合国与世界银行发布了“追回被盗资产倡议”,开列了一个全球贪腐富豪榜,其中苏哈托以150-350亿美元的赃款数额居第一位,远远高于排名第二的菲律宾前总统马科斯。但是,苏哈托下台将近10年了,对苏哈托的贪腐审判一拖再拖,一退再退,从刑事案件后退到民事案件,今后还可能因苏哈托死亡而撤案,并且,苏哈托以贪腐巨嫌之身,在死后仍然受到官方的隆重礼遇,这不仅让人们对印尼政治—社会转型的力度和决心有所怀疑,特别是在反贪腐方面。
苏哈托不仅位列全球贪腐富豪榜首位,他还被指控要为多桩屠杀案、侵犯人权案负责,其中包括:1965年苏哈托通过政变上台后印尼出现大规模清洗和报复活动,数十万人被杀;1975年印尼政府军出兵东帝汶,至少20万东帝汶人被杀;1998年5月的印尼排华暴乱中,近1200人死亡,数百名华人妇女受到野蛮残害。尽管苏哈托否认与残害印尼华人事件有关,但他仍逃脱不了幕后指使和纵容的嫌疑,他在军队担任要职的女婿普拉博沃则被证明是直接的暴乱策划者,其目的是为了转移印尼社会矛盾的焦点,不惜把印尼华人拉来做牺牲品。此外在苏哈托执政期间,许多政界、学界、工运界的反对派人士受到残酷迫害。
在贪腐和侵犯人权方面屡受指责的同时,苏哈托却持续获得印尼“人民协商会议”的“拥戴”,自1968年起,连续7次“当选”印尼总统。
20世纪后半期,苏哈托、马科斯、朴正熙等人在亚洲开创了“独裁发展”模式。他们的治国模式非常相似:在国内实行高压政策,对外则大力引进西方资本,与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搞好关系,从而使经济获得高速增长。因此苏哈托病死后,美国政府还念及苏哈托在冷战期间作为美国盟友的功劳,对苏哈托表达了“悼念”之情。
20世纪后半期,在第三世界还有一个普遍现象是军人干政,苏哈托只是其中的案例之一,当然,他最辉煌,统治的人口也最多,与其他罪孽深重并黯然下台的第三世界军事强人相比,苏哈托下台后的命运简直是太好了,是标准的“正常死亡”——死在国内,死在牢狱之外,以安乐死的方式死去,死后还有国葬。而乌干达的阿明(在位期间涉嫌杀害至少30万人,并且要求全体乌干达人称他为“伟大的父亲”)、菲律宾的马科斯都是仓皇出逃、死在异乡,智利的皮诺切特则因“引渡风波”而过了很长一段狼狈不堪的日子。
苏哈托病死前不仅有众多亲属环绕垂泣,而且还有一些地位显赫的老朋友前来探视。差不多与苏哈托同期执政的东亚“威权领袖”李光耀、马哈蒂尔对病榻之上的苏哈托表示了高度的同情,马哈蒂尔甚至流出了热泪并为病人祷告,李光耀则说:“看到与我在过去30年有过亲密合作的老朋友没有得到应有的荣誉,我感到很悲伤。”
在苏哈托病死后,菲律宾现任总统谨慎地提到苏哈托作为东盟创始人之一的历史功劳;菲律宾前总统埃斯特拉达也对苏哈托表示了哀悼,不过,其中或许有不少同病相怜的成分,因为埃斯特拉达也在那个“全球贪腐富豪榜”上,排名第9。
苏哈托死了,他躲过了法庭的审判,但他无法躲过历史的审判、来自人心的审判。并且早在1998年,苏哈托政权的巨额贪腐与侵犯人权纪录已经引发天怒人怨并受到了现实的审判。当时印尼的贫困人口已经占到全国人口一半以上,粮食短缺,油价和电费上涨,社会矛盾因亚洲金融危机而更趋尖锐,民众上街示威要求改革,但苏哈托拒绝改革,拒绝让自己的家族从不当得利的贪腐游戏中撤出(IMF援助印尼的条件之一就是要求苏哈托家族放弃若干商业特权),并且默许军警镇压市民和学生的抗议活动。不过,苏哈托政权很快开始以令人吃惊的速度在几天内崩溃,由苏哈托亲信掌控的执政党和军队相继宣布不支持苏哈托(亲信的突然造反,历来是强权者的“死穴”),甚至苏哈托的“政治养子”哈比比也背叛了他,在预感到自己有可能继任总统后,哈比比也敦促苏哈托下台。
当然,苏哈托被赶下台并不仅仅是由于1998年那几个月、那几天的形势变化所导致,在苏哈托统治印尼的32年中,印尼社会不断有反对苏哈托的声音和力量存在,如“50人集团”(军界和政界的反对派)、“民主论坛”(由穆斯林知识分子反对派创建),宪法也认同竞选活动与反对党的合法性(尽管苏哈托把反对党“精简”为两个),这个国家毕竟还是有一点多元声音、多元政治的根基,地火一直在看似平静的社会表象之下运行,奔突不息。
苏哈托被隆重地下葬了,对他的审判仍将持续。对苏哈托的审判,当然不能仅仅只针对他个人,也应当针对他所代表的体制,针对这种体制对历史审判缺乏敬畏的“强人”心态。
(本文刊载于《南方都市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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